日本自卫队的精兵战略

1976年10月29日，三木内阁以国防会议和内阁决议的方式通过了新的《防卫计划大纲》。

《防卫计划大纲》公布一周后，三木内阁和国防会议又审议、通过了“关于防卫力量的整备实施，对当前各年度的防卫费总额，应以不超过当年国民生产总值1％为限额来进行”的政策规定。这是与《大纲》相互配合的财政规定。

从表面上看，《防卫计划大纲》和“GNP1％”的限额，是战后日本经济优先、渐进军备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度化、理论化，也是对“自主防卫论”的否定。但实际上，这一政策体系中隐含着大量鲜为人知的内涵，是一个构思独特、与大国化的战略追求在水下结合的安全政策体系。

首先，《防卫计划大纲》和“GNP1％”的政策限定，摒弃了依靠规模扩张来强化日本军事力量的传统战略，把以往投入到规模扩大的资源转移到了充实、提高内在质量上，形成了一种以质量替代规模的建军战略。这一方面可以在政治上消除国内外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批判，同时也为充实、提高自卫队的内在质量、实施精兵战略开辟了道路。

按照《大纲》和“GNP1％”限额的有关规定，日本自卫队的规模大体限定在完成四次防卫的水平上，规模相对较小。但是，如果把“GNP1％”限额换算成实际财政支出，就会发现该政策并没有对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产生真正的限制作用。从国际角度来看，“GNP1％”的军费开支比例，在世界上是最低的。但这只是一种比例，并不代表绝对数额。由于战后以来日本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，其经济总量不断扩大，因而“GNP1％”的限额对于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，不仅没有起到经费限制作用，甚至可以说是充分的经费保障。60年代，日本实施三次防卫、四次防卫时，军事开支一直保持着倍增的增长率，但即便如此，日本的军费开支仍在“GNP1％”以内。

日本学者坂井昭夫指出：“四次防最终年度所争论的数字（当初预算），是0．9％，距1％还有相当的距离。另外，就是进入到低增长时代，从国际的角度看也能保持高增长率，如果顺利的话，作为分母的GNP预计可以保持两位数的增长。如果考虑到这些内容就会明白，1％的基准不仅不是一种限制界限，相反地倒会对当时军费增长的合理化提供方便。”（见附表）

同样，对“GNP1％”限额作过深入研究的学者室山义正也认为，“GNP1％”限额“并未起到限制防卫费的作用，相反倒显示了防卫费增加额的目标值”。室山义正指出：《防卫计划大纲附表》虽然规定了自卫队的总体量化标准，但这个量化标准中却留有重要的“空白”，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、提高军事力量的实际战争力和质量，预先留下了重要的战略空间。而更重要的是，“《大纲·附表》中并未具体标明陆上（自卫队）、海上（自卫队）的装备数量。陆上（自卫队）标明的只是18万人员定额，却没有标明坦克、飞机等装备的数量。非常清楚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装备的质量，如果不管财政来源的话，装备的数量就成为无限制了。例如，坦克的数量可以是800辆，也可以是1000辆、1200辆。实际上，1990年坦克就超过了1200辆。这一水平已经超过了中曾根自主防卫构想水准的两成，超过了四次防水准的五成。作战用飞机（主要是直升飞机）也从四次防的320架提高到430架，增强了40％”。另外，海上自卫队也是如此，水上对潜艇和潜水艇的数量是特定的。但是，其他的舰艇就没有任何限制了，总吨数、总艘数全部没有任何限定。四次防是170艘21．4万吨，此前的“和平时期的防卫力量”和中曾根构想所设想的海上自卫队的总吨数，都是25—28万吨，但是在《大纲·附表》的计划下，到1990年就已经达到了31．8万吨，增加了1．5倍。另外，航空自卫队的飞机整体水平，与其他构想相比是相当低的，但这是因为其所标明的仅仅是作战用飞机，如果是包含训练用飞机的总数，或者是单纯比较，除去这些作战飞机的总数，可以说与中曾根构想的水平大体一致。

重视质量建设，这是《大纲》的一个突出特征。仅凭规模扩大难以弥补由于质量和技术水平落后所形成的缺陷，强化军力必须加强质量建设，这已经成为70年代日本防卫厅的主流观点。《大纲》战略构想的第二个重要特征，就是强调统合战力的观点，力图从西方阵营一体化防卫构想出发，去设计日本的军事防卫力量。